新的群体要求更接近政策过程，并在治理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获得一席之地。

[4]唐建华：《行政执法实用教程》，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无论如何，社会治理超越了社会管理。

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都将行政公开化作为基本原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虽然都属于合同范畴，但行政合同毕竟加入了行政高权，所以，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除了与其他主体保持公平和对等的关系形式之外，还应当对行政合同内容的实施予以干预，甚至可以对行政合同进行终止和终结。它们会导致治理不能够很好地体现利益和秩序的和谐。有些法律典则就相对比较具体。笔者注意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尚未规定合作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

因为有些利益确确实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用社会管理的概念取代行政管理的概念，认为行政管理的归宿应当在社会管理之中。按照《法规备案审查程序》的规定，备案审查工作室主要是对有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事前审查。

[38] 根据季卫东的研究，严密而合理的程序是以社会功能分化为前提的，而与此有最密切关系的是国家机构的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以及地方自治及其立法权限的扩张，权力机关与职能机关的进一步分化和功能自治领域的扩大。[47]因此，要加快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最基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保障个人利益放到突出位置上，进而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西方的经验来看，自由权利的保障历史基本上是程序发挥作用的历史。被宪法委员会审查认定为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文件，究竟是自始无效，还是自审查决定生效之日起无效？法律似应明确规定，自审查决定生效之日起无效。

参见谢庆奎：《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28—29页。第一件是加强人们的程序观念，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建设事项。

对此，伟大的思想家们曾经反复强调，如爱尔维修曾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可以分为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两种方式。在宪法实施这一语境中，需要强调指出，权利文化的生成与流行，有赖于精英人物尤其是执政党决策者们的认同和支持。感谢《人权研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国家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并非常见。[26] 3．宪法委员会的职能，从性质上说是违法审查，具体包括：其一，审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以及行政机关的决议、决定、指示和命令等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并追究违法责任。作为制度形态和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的含义相同（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然而，当下的现实情形是，无论对于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违法审查，还是对于法律的违宪审查，有关职能部门都予以回避而不做出任何解释。

[4]众所周知，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宪法实施自然应当体现这种立宪主义价值观。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实行政治独立，等等。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28]可以用于指称文化对于制度的重大影响。将发展民权作为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身体力行而卓有成效者，首推伟大的孙中山先生。

[2] 代表性的作品，参见许崇德：《论我国的宪法监督》，《法学》2009年第10期，第3—4页。[15]实现民主是宪法得以实施的前提，这可以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任务不是建立和实施违宪审查制度，而是发扬并实现充分的民主。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对权利（人权、民权）文化的分析。从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多种多样，但都包含两个核心要素：其一，成立专门机构，专司宪法实施的职权。换言之，民主不发达的现实为我国宪法实施规定的是一条渐进性路径——从目前民主不发达的现实出发，争取落实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内容。

而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集中体现为宪法委员会的有效运转，对此具有根本意义的条件至少有二：一是宪法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在我国，潜规则不仅是历史中的真实游戏，[35]也是当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中最流行的行为范式。

宪法委员会所进行的违法审查或违宪审查工作，不仅有赖于完备而科学的程序设计，而且有赖于对程序法的恪守。要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需要在以下诸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

这项工程的主旨是把权利优于权力、权利先于宪法等现代人权理念融入传统文化之中，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进而成为宪法监督制度不仅发挥实效而且逐步进化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动力。[44]因此，他的结论是：私人的恶德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处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益。

在宪法实施的初期，为了加强全国人大的权力和地位，可对此条款作扩张解释。但是，在实践中，人权（权利、民权）理念却需要反复的论证。就我国而言，在这四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宪政在中国遇到的无法克服的两难境地。

所谓理顺，旨在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之有权威最终体现为能够防止和制止党委的错误决策。[22] 笔者之所以将宪法监督与宪法实施、违宪审查相提并论是因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宪法监督属于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

2．对现有的法规备案程序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完善，作为宪法委员会的工作程序。[48] 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序，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页。

上个世纪末，季卫东曾经对我国的程序法治做如是评价：对程序的轻视反映到立法上，是法律条文缺乏关于程序性要件的规定，难以解释适用。其违宪审查职能，包括但不限于《立法法》第94条第1款、第97条第（一）、（二）项所规定的职权。

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55]学术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执政党的应然角色是服务型而不是管理型政党，即执政党应成为国家与社会的联系纽带而不是公共权力本身，应改变过去单纯地依赖行政手段来治理社会的方式，更好地满足新时期基层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与期盼，并通过动员与服务基层社会来提升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基础。李凌、吴杰、程筱鹤、唐宗瑶等建议设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国家机构规范得到有效实施的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不断完善，立法机关至上原则得到实现，民主制度逐步走向成熟。

有学者主张，由法院将宪法适用于私人关系领域，即宪法的私法化实施（参见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在实际生活中，不尊重甚至轻视宪法文本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些法律的创制、修改、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最终都归结为宪法文本中的国家机构规范的修改、完善和实施。依申请的审查，涉及基本权利保障的采取诉讼形式，不涉及基本权利保障的不采取诉讼形式。

当下，人文社科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弘扬人权（民权、权利）是国家富强之本，[32]而救亡的压力已不复存在，因此，文化转型的最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客观条件站起来说是有利的。当然，这与法学研究的不充分和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也有相当的关系，不一定都能完全归结于程序意识的问题。